“海南建省”倡议，清末即已有之。以周伟民[1]和钟一[2]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学者大多认为，该倡议由晚清时人潘存首次提出。潘曾撰《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探讨“海南建省”与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但学者遍寻此文下落无果，至今仍为一桩悬案。至民国时期，孙中山首倡“海南建省”。他认为海南乃“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3]563，建省具有巩固国防、开发富源、发展文化等诸多益处，因而领衔与梁士诒等36人联名上书国会，倡议“琼州宜改设行省”[3]563-567。倡议不但对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亦对现今海南省乃至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一、 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的动因 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既有外部动因，亦有内部动因，同时，受偶然因素影响。外部动因方面，“海南建省”紧扣省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趋势，且此趋势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初，为倡议“海南建省”孕育适宜的环境；内部动因方面，海南已具备建省必要性和相当条件。此外，“海南建省”设想获梁士诒、陈治安等社会名士支持与媒体舆论关注，偶然因素亦对倡议酝酿起到助推作用。 (一)紧扣省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趋势 “省”之称呼起源甚早，初为中枢要署，与地方行政无涉。元灭宋后“省”成为元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行省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被明、清两朝继承沿用[4]43-49。迨至清末，行省制度流弊已现。太平军兴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打破兵权不轻假汉人成例，任命汉人为地方督抚，掌一省或数省之军政和民政。“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用汉员为将军、都统。”[5]自此，中央政治权威日益衰落，地方势力不断崛起。 为削弱各督抚的军政实权，加强中央集权，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6]首先提出“削藩”策略，具体措施是先以道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逐渐再改道存府。然因“戊戌变法”失败，这一主张卒未实行。后康有为[7]于1903年复提《官制议》，陈述“废省”主张：督抚权重，应予废止，但仅废督抚不足以治本，行省制度乃为本源，故应一并铲除。1913年，康[4]155-183再撰《废省论》，继续宣传其省制改革主张。康有为提出“废省论”后，梁启超承师说，于1910年发表《外官制私议》，亦赞同康论，并探讨省制改革的具体步骤。梁主张以一省(直隶省)作为改革试点，“俟办理有效，乃推及沿江沿海各省，更推及腹地各省。”[8]除康、梁外，章太炎也是“废省论”的拥趸。章创统一党，以“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9]为首条政纲，力主“改省为道”。他主张将全国分为六、七十道，且皆直隶中央，以避地方割据之祸，改善地方治理[4]639。如此，省制改革舆论的兴起便在无形中为“海南建省”倡议诞生，孕育适宜的社会环境。 民国甫立，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仍尾大不掉，成为威胁国家统一的隐患。有鉴于此，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以重建政治秩序为目的的省制改革成为民国初年势在必行的重大政治选项。北京政府除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发力之外，也试图通过改变行政层级或省级区划以解决省制难题[10]，引发与之利益攸关的各省都督、议会、各政党、学者等广泛关注并参与其中。孙中山认为“民国百度维新，行政区划宜亟改良，以固边防而启利源，兴文化而奖殖民”[3]566，为此于民国时期首倡“海南建省”。倡议与自清末延续至民初的省制改革政治发展趋势紧密相连，因而不论在提出时机方面，还是倡议内容方面，皆恰如其分。 (二)海南具备建省必要性和相当条件 第一，就国防安全而论，清末民初，因外患日蹙，列强垂涎，海南已由昔日大后方一跃成为国防前沿[11]262。孙中山认为海南孤悬海外，当民国之最南，中有海峡与内地相隔，互为犄角。若琼州有失，“则高、廉、雷等府及广西之太平等处大有危险”，中国大陆南部门户将洞开，因此“宜将琼州另立一省”[3]454。结合孙氏其后3次建政于广东这一史实，显然孙主张“海南建省”的初衷是“倚琼保粤”，即以海南作为广东唇齿相依的后方，予广东以安全保障和物质支持。因此，孙氏疾呼“琼全则粤全，诚急务也”[3]454。 第二，就经济建设而论，海南久居边陲，发展较之内地素称滞后。孙中山认为海南资源禀赋丰厚，“四面滨海，海物甚丰”，粮食、木材、矿产、糖产、槟榔等物产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岛内经济落后，症结在于未能有效开发利用蕴藏资源。倘“为外人所占，则大利外溢，贻患无穷”[3]454，故而须得建省以利开发。众所周知，国防建设以经济力量为依托，经济强弱决定国防建设成败。经济羸弱，势必影响国防建设。虑及于此，孙氏从全局观念出发，提出“建省开发论”。 第三，就行政管理而论，海南为一独立地理单元，自上古时代便与大陆分离，中有琼州海峡阻隔。虽长期隶属广东省管辖，但广东省对海南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以致孙中山感叹：“由省御琼，有鞭长莫及之叹。”[3]565陈植对此亦有一番评论：“海南孤悬海外，远离大陆，广东省政府，虽具整理计划，实有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之苦。”[12]9诚如陈植所言，海南距省治过远，广东省管辖多有不便，“地方情形，长官不必周知，长官命令，早发不能夕至。”[3]565海南地方政府在行政上长期低效率运转，必然影响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局；且海南地位冲要，其国防、经济、政治三端问题，绝非广东一省力量可以解决。若仍维旧制，“则以广东一省财力有限，送无余力，以开发海南，然亦不能不分一部力量，以维持之，僵持不决，既非海南之幸，亦非广东之福也。”[12]10故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不失为一项海南与广东的双赢之举。 (三)社会名士的支持与媒体舆论关注 以梁士诒、陈治安为代表的社会名士支持和媒体舆论关注亦对孙中山阐发“海南建省”倡议产生积极影响。 1912年9月11日，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北上抵京，参与国家大政商讨。梁士诒、陈发檀和陈治安等广东旅京同乡在粤东新馆招待孙中山，席间就“海南建省”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探讨。 陈治安首开议题，“中国有两岛：一台湾，一琼州。台湾已被日本占去，惟余琼州，万一再为法占，则全国受影响。若欲整顿，非将琼州改为一省不可”，但改省所需行政之费，“非得中央政府扶助及借外债不可”[3]453-454。显然，陈氏认为海南安危事关国防大计，但单凭海南一岛之力不足以建省，建省须得中央政府支持。 梁士诒[3]454则从经济角度分析“海南建省”。广东地处偏隅，“山多田少，民食不足自给。”往昔粤人竞相出洋谋生，但“近因各国禁阻华工，粤华侨恐无立足地”。虽国内未开发之东北三省或蒙古亦可移民，但“其地苦寒，与粤人体质不相宜”。海南本为广东九府之一，是粤人国内移民理想之地,“然非改为省，而请中央政府协济，则此事原不易言。”梁主张设海南为省以招徕人口，且与陈治安意见一致，认为若无中央政府重视，其事难成。 陈、梁二人分别从国防安全与经济建设方面建言，为不久后孙中山具体阐发“海南建省”倡议做了铺垫，成为倡议重要的思想源头。1912年9月13日，《时报》以醒目字体对此次座谈会进行报道：“广东会馆昨日开重要会议讨论海南岛改省事宜，孙中山亦参与此会。到会者大半赞成此议。”[13]媒体舆论对建省事宜的关注，更添孙中山推动“海南建省”信心。 自清末延续至民初的省制改革政治发展趋势为“海南建省”议题在社会舆论方面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具有操作可行性；海南自身具备国防、经济、政治等多项得天独厚的条件加持，在列强环伺的近代中国，其建省必要性尤为凸显；以梁士诒、陈治安等为代表的社会名士思想上的共鸣和媒体舆论关注，予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以有力支持。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海南建省”时机于民国初年渐臻成熟，故孙中山正式向国会倡议建省。 二、 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的阐发 历经粤东新馆的讨论，孙中山愈益关注“海南建省”。不久，他将“海南建省”倡议阐发为《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以下简称《理由书》)，领衔与梁士诒、陈发檀和陈治安等36人联名以议案形式提交国会，请求建省。 (一)倡议的基本内核 第一，《理由书》[3]565建言海南在国防安全方面具备建省必要性。琼州，“南洋之门户也”。清末日俄战争之际，俄国舰队曾驻扎于此，“榆林、三亚二港正当其冲”，“为天然之海军根据地”。《理由书》主张对此二港妥善加以利用，并以德、英等国为例，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海军根据地建设固为“国家永久之大计、巩固边防之策也”。伴随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列强愈益重视发展海上力量以与他国争雄，维护其既得利益。国际间争端的处理，常决于海上。弱国图存，亟须建设与列强抗衡的防卫力量。孙氏深谙海权理论，认为海南俯瞰南海，据要冲，占地利，一旦改省，则“琼州之军港易于建设”，我国海军便可凭险自守。巩固国防是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的根本动因。 第二，《理由书》[3]564-565论及海南单独设省对促进琼粤两地经济发展的颇多益处。从海南角度言之，“吾国天然富源之地虽多，而琼州富源尤为各地之冠”，自然资源丰富。然因交通不便，商品由产地运输至市场费用颇巨，以致“其价不足以偿生产费用”。又“法律行政制度未能完备”，对投资者保护不周，故海南经济一直未能有效开发，“倘不改为行省，则实业之发达无由”。孙中山主张改省以促交通完善并整顿法律、行政乱源，保障经济发展；从广东角度言之，“国内移民、殖民尤为必要”。广东人口远多于海南，“倘改琼州为行省，则人口过多之地必源源而来，资本亦因之而流入，不久必变为富庶之区”。孙氏认为广东富余劳动力迁琼，不但可促进海南经济建设，亦将减轻广东负担，二者相得益彰。 第三，《理由书》[3]564-565阐明“海南建省”对该岛文化教育发展的积极意义。海南岛“黎、汉杂处”，两族文化相异且黎族文化发展较为落后。孙中山力持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主张改省以便推行。他主张在黎族聚居区域“宜开道路以通之”，“辟其地为州县”，并使黎、汉杂居，则海南的发展“必收指臂之助”；又海南行政层级“限于一府”，教育发展受到制约，“普通教育，尚未普及”，“大学及诸种高等学校，不能设备”。孙氏认为海南“以海防要地”，人才规模应与其国防地位相匹配，故“欲发达该岛文化，非改设行省不为功”。受时代因素约束，孙中山将文化教育发展置于国防建设之下，视野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主张在海南设省以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促进黎、汉民族交融，并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培养国防建设人才，这些举措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 第四，《理由书》[3]565认为“海南建省”将便宜地方行政。一方面，“由琼至省，必经海道千余里之遥”，广东省鞭长莫及，政令朝发而夕不能至，管辖实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海南“风俗、言语、习惯”与广东相异，若与广东合为一省，则“行政区划之分配，甚不得当”。孙中山认为“倘改为行省，则无上述之弊”。该观点从便宜行政角度考虑，指出海南经济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海南地方政府层级低且行政效率低下。孙氏主张海南单独设省，目的即在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更有效指导海南各项事业发展。《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从国防安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等4方面论证“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系统阐释了“海南建省”因由，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的基本内核由此得以阐发。 (二)倡议的补充和完善 俟《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提交国会后，不久因“二次革命”爆发，受战事影响，“海南建省”议案便杳无音信。其时民国政权初建，地方势力割据，北京政府疲于军事应付，尚无余力建设地方政制，“海南建省”议案于此种政治环境下无疑不会得到当局重视。虽然此次上书失败，但孙中山并未气馁，他在自著《建国方略》中仍继续关注海南，在经济建设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建省倡议。 孙中山在拟定的实业计划中论及“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提出建设海口港的构想，并属意辟榆林港为南部4大渔业港湾之一。 孙中山认为海南仅沿海一带有所开发，中部黎区藏矿最富，“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待全岛开发后，海口港将为“出入口货辐辏之区”，“异日本陆及此岛(海南岛)铁路完成后”，海口港更可为贯通内地与海南岛“接驳货傤之联络船码头”[14]180-192。孙中山所提筑港计划为后人描绘出海口港的远大发展前景。 此外，关于渔业港建设，孙中山认为榆林港为“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宜建为“南部广东省及海南岛海岸”4大渔业港之一[14]191。此议与孙氏前议拟将此港筑为军港貌似矛盾，实则不然。榆林港面朝南海，扼四方咽喉，“乃联络南洋群岛之要冲也”[11]42，军事价值颇巨。据《琼崖》载：“(榆林内港)港内峰峦环绕，水深浪阔，可泊巨舰十余艘。且海岸平铺，就有风涛，也没激荡之虞，所以人货上落仍可自如。”[15]榆林港群山环抱的地势及港阔水深的条件为构筑军港提供了天然基础，而风平浪静的水域环境则为渔业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海南岛志》对榆林港的渔业活动有此记载：“此港为各地渔船集中之地……惟至冬季，则各地渔船来此作远洋渔业根据者甚多。”[16]从时人著述中，足见榆林港不但可建设为我国重要的军事港湾，亦可作为理想的渔业港加以开发利用。 海口港的筑港计划及榆林港的渔业港建设蓝图，是孙中山对“海南建省”倡议的补充和完善，体现其格外关注海南经济发展。孙氏垂青海南经济事业，不外乎经济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但彼时海南经济窘迫，是建省各项必要条件中最薄弱一环，因此仍需加强经济建设，以补足“短板”，为建省提供有效支持。 三、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评价 清末，要求省制改革的呼声日起。与此同时，海南国防、经济和政治地位因近代海防事业兴起而日益凸显。民国时期，孙中山察及于此，最早倡议建省，颇具历史意义。 第一，民国时期孙中山“海南建省”方案的提出，是历时近百年的“海南建省”进程中极为重要一环。它将民国初年国际形势、我国国情与海南地方实情有机结合，首次系统地阐释了“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回答了海南为何亟须建省的理论问题，为民国时期推进“海南建省”做出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一方面，潘存的《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因已亡佚，后人无缘得见，孙中山倡议则开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舆论先河，具首创性质。此后，“海南建省”呼声日益壮大，甚至一度接近实现[17]。另一方面，倡议下启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进程。其后，朝野论及建省事宜，皆绕不开孙氏倡议所提范畴，倡议为后继者谋划建省事宜提供重要思路和理论参考[18]。 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民初之际，中国国运衰微，民族陷入危亡，内有军阀割据之忧，外有列强蹂躏之患。巩固国防，力御外侮成为爱国志士的共识和时代主题，这一内容充分地反映在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之中。倡议虽以国防安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行政管理为4大基本内核，但重中之重仍在国防安全一端。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抑或行政管理，孙氏对此3方面的论述无不凸显着他的“国防大局观”，即各方面建设皆服务于国防需要。客观地说，这与中国当时所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是救亡图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认识有莫大关联。孙感慨台湾被割让后，已由“昔者硗确之区”变为“膏腴之府”，认为中国仅有台湾和海南二大岛，若再将海南“轻视而废弃之”，“微特该岛人民受蹂躏之祸，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即神州大陆亦必受其影响”。[3]563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是孙中山矢志追求的革命理想，他倡议“海南建省”的初心亦在此。 但是，本已付诸国会讨论的“海南建省”议案却因南北战事爆发无果而终。这一史实充分表明：区域的发展受整体环境制约，尤其是海南这样独立的地理单元，更易受到整体环境变动影响。民国初建，北京政府不但在外身背诸多不平等条约，致使国家利权丧失；且内部关于实施何种政治制度亦悬而未决——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各政治派别为此争论不休，始终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甚至不惜兵戎相见[19]。如抗战后“海南建省”的支持者壬伯所言：“行政制度，系推行政治的主体；优良行政制度，必使行政获得优良的效率。用这种道理来观察海南岛改制为省政府，当能得到充分的佐证。”[20]大如国家，小至地方，皆须以良好的制度作为发展根本保障。然而，民初政制混乱，北京政府中央尚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分予海南？更遑论开发海南，仅建省事宜，便只闻楼梯声，最终不了了之。虽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未被北京政府采纳，但至少于民国初年，倡议蕴含的利害关系已被梁士诒等政界当局者察知。自此，开启海南艰难而漫长的建省之路。 第二，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揭示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紧扣历史发展的趋势，对现今海南省乃至中国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倡议认为海南不但维系着中国大陆南部安危，且对控制南海至关重要[3]454。当下，伴随经济发展，海南与外部联系愈益紧密，我国经济活动范围亦向外拓展，与有关国家因经济竞争产生政治矛盾与外交纠纷势难避免。因此，南海和平稳定与否在某种意义上已不限于海南一隅经济发展能否得到保障，而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框架下有效化解政治矛盾与外交纠纷，实现孙中山所期望的南海和平稳定与海南繁荣发展，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未来，中国应打好“海南牌”，巩固、发展与南海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使南海成为我国与域内各国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同时，海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为欧亚航线所必经，将之建成对外自由贸易港，具有不可比拟的开放优势。海南省须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数十年提携并进，海南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已不复存在，岛内黎、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差距亦渐趋缩小。但由于基础薄弱及历史因素等方面原因，海南省比于内地文教发达省份，岛内中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比于海口、三亚等沿海汉族聚居区，文教发展水平仍存较大差距。因此，倡议力图发展海南文教事业与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等主张至今仍具借鉴意义，亦为应继续坚持和努力之处。 [1] 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民国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2] 钟一.建省方略十万言[N].海南日报,2018-12-24(B4).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张文范.中国省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5] 胡思敬.国闻备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27. [6]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133. [7] 康有为.康南海官制议[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69. [9] 戴季陶.戴季陶集(1909—1920)[M].唐文权,等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65. [10] 临时大总统为省制省官制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三项草案提请议决咨[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90-114. [11] 陈植.海南岛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2] 陈植.海南建省问题[J].申论,1948(2). [13] 十二日北京专电[N].时报,1912-9-13(3). [14] 孙中山.建国方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15] 陈献荣.琼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338. [16] 陈铭枢.海南岛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411. [17] 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439. [18] 韩云超.琼崖改省与建设方案刍议[N].中央日报,1945-10-18(5). [19] 茅家琦，徐梁伯,马振犊,等.中国国民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21. [20] 壬伯.海南改制观察[J].建国青年,1946(6):2. “海南建省”倡议，清末即已有之。以周伟民[1]和钟一[2]为代表的海南地方学者大多认为，该倡议由晚清时人潘存首次提出。潘曾撰《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探讨“海南建省”与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必要性，但学者遍寻此文下落无果，至今仍为一桩悬案。至民国时期，孙中山首倡“海南建省”。他认为海南乃“海疆之要区，南方之屏障”[3]563，建省具有巩固国防、开发富源、发展文化等诸多益处，因而领衔与梁士诒等36人联名上书国会，倡议“琼州宜改设行省”[3]563-567。倡议不但对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亦对现今海南省乃至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一、 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的动因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既有外部动因，亦有内部动因，同时，受偶然因素影响。外部动因方面，“海南建省”紧扣省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趋势，且此趋势从清末一直延续至民初，为倡议“海南建省”孕育适宜的环境；内部动因方面，海南已具备建省必要性和相当条件。此外，“海南建省”设想获梁士诒、陈治安等社会名士支持与媒体舆论关注，偶然因素亦对倡议酝酿起到助推作用。(一)紧扣省制改革的政治发展趋势“省”之称呼起源甚早，初为中枢要署，与地方行政无涉。元灭宋后“省”成为元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单位，行省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被明、清两朝继承沿用[4]43-49。迨至清末，行省制度流弊已现。太平军兴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打破兵权不轻假汉人成例，任命汉人为地方督抚，掌一省或数省之军政和民政。“咸、同以后，局势稍稍变矣。用李鸿章平捻，用左宗棠平回，法越之役用彭玉麟督师，辽东之战用刘坤一节制关外诸将，近复用汉员为将军、都统。”[5]自此，中央政治权威日益衰落，地方势力不断崛起。为削弱各督抚的军政实权，加强中央集权，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6]首先提出“削藩”策略，具体措施是先以道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逐渐再改道存府。然因“戊戌变法”失败，这一主张卒未实行。后康有为[7]于1903年复提《官制议》，陈述“废省”主张：督抚权重，应予废止，但仅废督抚不足以治本，行省制度乃为本源，故应一并铲除。1913年，康[4]155-183再撰《废省论》，继续宣传其省制改革主张。康有为提出“废省论”后，梁启超承师说，于1910年发表《外官制私议》，亦赞同康论，并探讨省制改革的具体步骤。梁主张以一省(直隶省)作为改革试点，“俟办理有效，乃推及沿江沿海各省，更推及腹地各省。”[8]除康、梁外，章太炎也是“废省论”的拥趸。章创统一党，以“固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9]为首条政纲，力主“改省为道”。他主张将全国分为六、七十道，且皆直隶中央，以避地方割据之祸，改善地方治理[4]639。如此，省制改革舆论的兴起便在无形中为“海南建省”倡议诞生，孕育适宜的社会环境。民国甫立，地方分离主义势力仍尾大不掉，成为威胁国家统一的隐患。有鉴于此，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以重建政治秩序为目的的省制改革成为民国初年势在必行的重大政治选项。北京政府除在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省的法律地位等问题上发力之外，也试图通过改变行政层级或省级区划以解决省制难题[10]，引发与之利益攸关的各省都督、议会、各政党、学者等广泛关注并参与其中。孙中山认为“民国百度维新，行政区划宜亟改良，以固边防而启利源，兴文化而奖殖民”[3]566，为此于民国时期首倡“海南建省”。倡议与自清末延续至民初的省制改革政治发展趋势紧密相连，因而不论在提出时机方面，还是倡议内容方面，皆恰如其分。(二)海南具备建省必要性和相当条件第一，就国防安全而论，清末民初，因外患日蹙，列强垂涎，海南已由昔日大后方一跃成为国防前沿[11]262。孙中山认为海南孤悬海外，当民国之最南，中有海峡与内地相隔，互为犄角。若琼州有失，“则高、廉、雷等府及广西之太平等处大有危险”，中国大陆南部门户将洞开，因此“宜将琼州另立一省”[3]454。结合孙氏其后3次建政于广东这一史实，显然孙主张“海南建省”的初衷是“倚琼保粤”，即以海南作为广东唇齿相依的后方，予广东以安全保障和物质支持。因此，孙氏疾呼“琼全则粤全，诚急务也”[3]454。第二，就经济建设而论，海南久居边陲，发展较之内地素称滞后。孙中山认为海南资源禀赋丰厚，“四面滨海，海物甚丰”，粮食、木材、矿产、糖产、槟榔等物产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岛内经济落后，症结在于未能有效开发利用蕴藏资源。倘“为外人所占，则大利外溢，贻患无穷”[3]454，故而须得建省以利开发。众所周知，国防建设以经济力量为依托，经济强弱决定国防建设成败。经济羸弱，势必影响国防建设。虑及于此，孙氏从全局观念出发，提出“建省开发论”。第三，就行政管理而论，海南为一独立地理单元，自上古时代便与大陆分离，中有琼州海峡阻隔。虽长期隶属广东省管辖，但广东省对海南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以致孙中山感叹：“由省御琼，有鞭长莫及之叹。”[3]565陈植对此亦有一番评论：“海南孤悬海外，远离大陆，广东省政府，虽具整理计划，实有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之苦。”[12]9诚如陈植所言，海南距省治过远，广东省管辖多有不便，“地方情形，长官不必周知，长官命令，早发不能夕至。”[3]565海南地方政府在行政上长期低效率运转，必然影响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局；且海南地位冲要，其国防、经济、政治三端问题，绝非广东一省力量可以解决。若仍维旧制，“则以广东一省财力有限，送无余力，以开发海南，然亦不能不分一部力量，以维持之，僵持不决，既非海南之幸，亦非广东之福也。”[12]10故海南脱离广东，单独建省，不失为一项海南与广东的双赢之举。(三)社会名士的支持与媒体舆论关注以梁士诒、陈治安为代表的社会名士支持和媒体舆论关注亦对孙中山阐发“海南建省”倡议产生积极影响。1912年9月11日，已卸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北上抵京，参与国家大政商讨。梁士诒、陈发檀和陈治安等广东旅京同乡在粤东新馆招待孙中山，席间就“海南建省”议题进行了一番热烈探讨。陈治安首开议题，“中国有两岛：一台湾，一琼州。台湾已被日本占去，惟余琼州，万一再为法占，则全国受影响。若欲整顿，非将琼州改为一省不可”，但改省所需行政之费，“非得中央政府扶助及借外债不可”[3]453-454。显然，陈氏认为海南安危事关国防大计，但单凭海南一岛之力不足以建省，建省须得中央政府支持。梁士诒[3]454则从经济角度分析“海南建省”。广东地处偏隅，“山多田少，民食不足自给。”往昔粤人竞相出洋谋生，但“近因各国禁阻华工，粤华侨恐无立足地”。虽国内未开发之东北三省或蒙古亦可移民，但“其地苦寒，与粤人体质不相宜”。海南本为广东九府之一，是粤人国内移民理想之地,“然非改为省，而请中央政府协济，则此事原不易言。”梁主张设海南为省以招徕人口，且与陈治安意见一致，认为若无中央政府重视，其事难成。陈、梁二人分别从国防安全与经济建设方面建言，为不久后孙中山具体阐发“海南建省”倡议做了铺垫，成为倡议重要的思想源头。1912年9月13日，《时报》以醒目字体对此次座谈会进行报道：“广东会馆昨日开重要会议讨论海南岛改省事宜，孙中山亦参与此会。到会者大半赞成此议。”[13]媒体舆论对建省事宜的关注，更添孙中山推动“海南建省”信心。自清末延续至民初的省制改革政治发展趋势为“海南建省”议题在社会舆论方面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具有操作可行性；海南自身具备国防、经济、政治等多项得天独厚的条件加持，在列强环伺的近代中国，其建省必要性尤为凸显；以梁士诒、陈治安等为代表的社会名士思想上的共鸣和媒体舆论关注，予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以有力支持。受多重因素交织影响，“海南建省”时机于民国初年渐臻成熟，故孙中山正式向国会倡议建省。二、 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的阐发历经粤东新馆的讨论，孙中山愈益关注“海南建省”。不久，他将“海南建省”倡议阐发为《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以下简称《理由书》)，领衔与梁士诒、陈发檀和陈治安等36人联名以议案形式提交国会，请求建省。(一)倡议的基本内核第一，《理由书》[3]565建言海南在国防安全方面具备建省必要性。琼州，“南洋之门户也”。清末日俄战争之际，俄国舰队曾驻扎于此，“榆林、三亚二港正当其冲”，“为天然之海军根据地”。《理由书》主张对此二港妥善加以利用，并以德、英等国为例，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海军根据地建设固为“国家永久之大计、巩固边防之策也”。伴随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列强愈益重视发展海上力量以与他国争雄，维护其既得利益。国际间争端的处理，常决于海上。弱国图存，亟须建设与列强抗衡的防卫力量。孙氏深谙海权理论，认为海南俯瞰南海，据要冲，占地利，一旦改省，则“琼州之军港易于建设”，我国海军便可凭险自守。巩固国防是孙中山倡议“海南建省”的根本动因。第二，《理由书》[3]564-565论及海南单独设省对促进琼粤两地经济发展的颇多益处。从海南角度言之，“吾国天然富源之地虽多，而琼州富源尤为各地之冠”，自然资源丰富。然因交通不便，商品由产地运输至市场费用颇巨，以致“其价不足以偿生产费用”。又“法律行政制度未能完备”，对投资者保护不周，故海南经济一直未能有效开发，“倘不改为行省，则实业之发达无由”。孙中山主张改省以促交通完善并整顿法律、行政乱源，保障经济发展；从广东角度言之，“国内移民、殖民尤为必要”。广东人口远多于海南，“倘改琼州为行省，则人口过多之地必源源而来，资本亦因之而流入，不久必变为富庶之区”。孙氏认为广东富余劳动力迁琼，不但可促进海南经济建设，亦将减轻广东负担，二者相得益彰。第三，《理由书》[3]564-565阐明“海南建省”对该岛文化教育发展的积极意义。海南岛“黎、汉杂处”，两族文化相异且黎族文化发展较为落后。孙中山力持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主张改省以便推行。他主张在黎族聚居区域“宜开道路以通之”，“辟其地为州县”，并使黎、汉杂居，则海南的发展“必收指臂之助”；又海南行政层级“限于一府”，教育发展受到制约，“普通教育，尚未普及”，“大学及诸种高等学校，不能设备”。孙氏认为海南“以海防要地”，人才规模应与其国防地位相匹配，故“欲发达该岛文化，非改设行省不为功”。受时代因素约束，孙中山将文化教育发展置于国防建设之下，视野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他主张在海南设省以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促进黎、汉民族交融，并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培养国防建设人才，这些举措无疑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第四，《理由书》[3]565认为“海南建省”将便宜地方行政。一方面，“由琼至省，必经海道千余里之遥”，广东省鞭长莫及，政令朝发而夕不能至，管辖实有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海南“风俗、言语、习惯”与广东相异，若与广东合为一省，则“行政区划之分配，甚不得当”。孙中山认为“倘改为行省，则无上述之弊”。该观点从便宜行政角度考虑，指出海南经济长期滞后的根本原因——海南地方政府层级低且行政效率低下。孙氏主张海南单独设省，目的即在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更有效指导海南各项事业发展。《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从国防安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和行政管理等4方面论证“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系统阐释了“海南建省”因由，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的基本内核由此得以阐发。(二)倡议的补充和完善俟《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提交国会后，不久因“二次革命”爆发，受战事影响，“海南建省”议案便杳无音信。其时民国政权初建，地方势力割据，北京政府疲于军事应付，尚无余力建设地方政制，“海南建省”议案于此种政治环境下无疑不会得到当局重视。虽然此次上书失败，但孙中山并未气馁，他在自著《建国方略》中仍继续关注海南，在经济建设方面进一步完善其建省倡议。孙中山在拟定的实业计划中论及“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提出建设海口港的构想，并属意辟榆林港为南部4大渔业港湾之一。孙中山认为海南仅沿海一带有所开发，中部黎区藏矿最富，“固又甚富而未开发之地也”；待全岛开发后，海口港将为“出入口货辐辏之区”，“异日本陆及此岛(海南岛)铁路完成后”，海口港更可为贯通内地与海南岛“接驳货傤之联络船码头”[14]180-192。孙中山所提筑港计划为后人描绘出海口港的远大发展前景。此外，关于渔业港建设，孙中山认为榆林港为“海南岛南端之一良好天然港面也”，宜建为“南部广东省及海南岛海岸”4大渔业港之一[14]191。此议与孙氏前议拟将此港筑为军港貌似矛盾，实则不然。榆林港面朝南海，扼四方咽喉，“乃联络南洋群岛之要冲也”[11]42，军事价值颇巨。据《琼崖》载：“(榆林内港)港内峰峦环绕，水深浪阔，可泊巨舰十余艘。且海岸平铺，就有风涛，也没激荡之虞，所以人货上落仍可自如。”[15]榆林港群山环抱的地势及港阔水深的条件为构筑军港提供了天然基础，而风平浪静的水域环境则为渔业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海南岛志》对榆林港的渔业活动有此记载：“此港为各地渔船集中之地……惟至冬季，则各地渔船来此作远洋渔业根据者甚多。”[16]从时人著述中，足见榆林港不但可建设为我国重要的军事港湾，亦可作为理想的渔业港加以开发利用。海口港的筑港计划及榆林港的渔业港建设蓝图，是孙中山对“海南建省”倡议的补充和完善，体现其格外关注海南经济发展。孙氏垂青海南经济事业，不外乎经济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但彼时海南经济窘迫，是建省各项必要条件中最薄弱一环，因此仍需加强经济建设，以补足“短板”，为建省提供有效支持。三、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评价清末，要求省制改革的呼声日起。与此同时，海南国防、经济和政治地位因近代海防事业兴起而日益凸显。民国时期，孙中山察及于此，最早倡议建省，颇具历史意义。第一，民国时期孙中山“海南建省”方案的提出，是历时近百年的“海南建省”进程中极为重要一环。它将民国初年国际形势、我国国情与海南地方实情有机结合，首次系统地阐释了“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回答了海南为何亟须建省的理论问题，为民国时期推进“海南建省”做出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一方面，潘存的《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因已亡佚，后人无缘得见，孙中山倡议则开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舆论先河，具首创性质。此后，“海南建省”呼声日益壮大，甚至一度接近实现[17]。另一方面，倡议下启民国时期“海南建省”进程。其后，朝野论及建省事宜，皆绕不开孙氏倡议所提范畴，倡议为后继者谋划建省事宜提供重要思路和理论参考[18]。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民初之际，中国国运衰微，民族陷入危亡，内有军阀割据之忧，外有列强蹂躏之患。巩固国防，力御外侮成为爱国志士的共识和时代主题，这一内容充分地反映在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之中。倡议虽以国防安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行政管理为4大基本内核，但重中之重仍在国防安全一端。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抑或行政管理，孙氏对此3方面的论述无不凸显着他的“国防大局观”，即各方面建设皆服务于国防需要。客观地说，这与中国当时所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是救亡图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认识有莫大关联。孙感慨台湾被割让后，已由“昔者硗确之区”变为“膏腴之府”，认为中国仅有台湾和海南二大岛，若再将海南“轻视而废弃之”，“微特该岛人民受蹂躏之祸，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即神州大陆亦必受其影响”。[3]563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是孙中山矢志追求的革命理想，他倡议“海南建省”的初心亦在此。但是，本已付诸国会讨论的“海南建省”议案却因南北战事爆发无果而终。这一史实充分表明：区域的发展受整体环境制约，尤其是海南这样独立的地理单元，更易受到整体环境变动影响。民国初建，北京政府不但在外身背诸多不平等条约，致使国家利权丧失；且内部关于实施何种政治制度亦悬而未决——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中央集权还是地方自治。各政治派别为此争论不休，始终未能拿出一个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甚至不惜兵戎相见[19]。如抗战后“海南建省”的支持者壬伯所言：“行政制度，系推行政治的主体；优良行政制度，必使行政获得优良的效率。用这种道理来观察海南岛改制为省政府，当能得到充分的佐证。”[20]大如国家，小至地方，皆须以良好的制度作为发展根本保障。然而，民初政制混乱，北京政府中央尚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分予海南？更遑论开发海南，仅建省事宜，便只闻楼梯声，最终不了了之。虽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未被北京政府采纳，但至少于民国初年，倡议蕴含的利害关系已被梁士诒等政界当局者察知。自此，开启海南艰难而漫长的建省之路。第二，孙中山“海南建省”倡议揭示海南建省的可行性、必要性，紧扣历史发展的趋势，对现今海南省乃至中国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首先，倡议认为海南不但维系着中国大陆南部安危，且对控制南海至关重要[3]454。当下，伴随经济发展，海南与外部联系愈益紧密，我国经济活动范围亦向外拓展，与有关国家因经济竞争产生政治矛盾与外交纠纷势难避免。因此，南海和平稳定与否在某种意义上已不限于海南一隅经济发展能否得到保障，而关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框架下有效化解政治矛盾与外交纠纷，实现孙中山所期望的南海和平稳定与海南繁荣发展，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未来，中国应打好“海南牌”，巩固、发展与南海周边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积极应对机遇与挑战，使南海成为我国与域内各国的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同时，海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和支撑点，为欧亚航线所必经，将之建成对外自由贸易港，具有不可比拟的开放优势。海南省须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数十年提携并进，海南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已不复存在，岛内黎、苗等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差距亦渐趋缩小。但由于基础薄弱及历史因素等方面原因，海南省比于内地文教发达省份，岛内中部少数民族聚居区比于海口、三亚等沿海汉族聚居区，文教发展水平仍存较大差距。因此，倡议力图发展海南文教事业与推行民族平等的文化政策等主张至今仍具借鉴意义，亦为应继续坚持和努力之处。参考文献:[1] 周伟民,唐玲玲.海南通史:民国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2] 钟一.建省方略十万言[N].海南日报,2018-12-24(B4).[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4] 张文范.中国省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 胡思敬.国闻备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27.[6]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98:133.[7] 康有为.康南海官制议[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69.[9] 戴季陶.戴季陶集(1909—1920)[M].唐文权,等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65.[10] 临时大总统为省制省官制省议会议员选举法三项草案提请议决咨[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90-114.[11] 陈植.海南岛新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2] 陈植.海南建省问题[J].申论,1948(2).[13] 十二日北京专电[N].时报,1912-9-13(3).[14] 孙中山.建国方略[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15] 陈献荣.琼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338.[16] 陈铭枢.海南岛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411.[17] 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439.[18] 韩云超.琼崖改省与建设方案刍议[N].中央日报,1945-10-18(5).[19] 茅家琦，徐梁伯,马振犊,等.中国国民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21.[20] 壬伯.海南改制观察[J].建国青年,19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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