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这就构成了这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当前三线建设在学术研究中日益白热化，本文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纳入到三线建设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中。 一、两次工业内迁的基本情况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工厂符合当时《工厂法》登记标准（即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工人达三十人以上)共有3935家，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冀、鲁、苏、浙、闽、粤六省和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四市）有2998家，占全国工厂的76%，其中苏浙沪这三个省市就高达2336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之相较，西南地区（川康滇黔湘桂粤）近代工业不到300家，西北地区甚至几近为零。[1]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状况判若云泥，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因素长期累积形成的，这种工业布局倘若遇到对外战争，是非常危险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或资敌，更为了在抗战中充实补给，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工厂拆迁计划，成立了监督委员会。8月12日成立了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工厂迁移。上海迁出的民营厂共146家，机料1.46万余吨，技工2500余人。1938年6月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迁至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再次拆迁。至1940年，内迁基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2]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发展的景象，为支撑正面战场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是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峙高峰期，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被认为是中国安全环境“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当时美国被认为是最大的战争威胁，1964年8月，美国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与中国的冲突愈加激烈，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郑重批示道“要打仗了”[3]。北面，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与中国关系破裂，政治分歧逐渐升级到严重的军事对峙和边境冲突。南面，印度在边境无端制造挑衅，中印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因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企图发动“国光计划”的反攻行动。正可谓四面楚歌、“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判断和国内的工厂都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畸形工业布局的现实状况，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同意印发的《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采取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是指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兼有军事和经济地理的双重性质。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的范围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陕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先后掀起两次建设的高潮，累计投资2052亿元，参加建设的职工在高峰时期高达400多万人。[4]据统计，1964年至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5]有力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二、同异之间：两次内迁运动的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的比较 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新中国三线建设究其性质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但其中也有差异性，抗战时期工业内迁是被迫内迁，是战火已经烧到屁股上被逼上马的，是特殊的战时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临时性。而三线建设是主动内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战争形势预判之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全局性。 （一）两次工业内迁都是迫于战争威胁，以保存工业实力为目的，而三线建设不仅局限于此，还着重解决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综观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总结国民政府组织工业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避免厂矿毁于战火，削弱国家经济实力，“战区及其附近之工厂，为数甚多，既不能继续工作，从事生产，且兵燹之余，惨遭破毁，势难避免”；二是防止资敌，“亦不无资敌利用之虑”[6]；三是为了保障抗战补给，协助军需制造，增加后方生产能力，“我国仅依赖内地原有工厂生产之供给，实感不足之苦，影响抗战力量，实非浅鲜，自应将所有在战区内及其附近区域内各重要工厂之设备，尽量迁移内地，俾可继续生产，藉供战时需要”[7]。 中国共产党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仅应战备需要为鹄，还增加了调整工业布局和长远建设的双重考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如果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可以诱敌深入歼灭，如果不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是长远建设。《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指出：“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8]周恩来对此有过比较全面和深刻的阐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搞小三线，要看长远规划，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9]因此三线建设不仅有国防安全的直接目标，也有调整工业布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从全国整个战略布局综合考虑的。 （二）两次工业内迁的组织者都是政府当局，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性和使命感。工厂搬迁是一项涉及广泛，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必须依赖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和有效组织，来保证迁移的顺利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令人惋惜的是国民政府在搬迁过程中的表现是不尽人意的，其过程是被动、仓促和紧张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一是反应迟缓。早在全面抗战之前，民间就有呼吁工厂内迁的声音，“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致感受缺乏，而固有的一点新式工业，不致完全破坏”[10]。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也曾计划将部分的设备迁到南京浦口之间，以防“沪厂被毁，尚留有京厂可资生产”，但未预料战争的到来如此迅速，七七事变爆发后，余于7月14日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11]。随即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和10余万员工要求国民政府组织工厂搬迁。在社会各方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军委会终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开始研究内迁事宜，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作出内迁民营工厂的决议。具体搬迁事宜的部署工作尚未展开，8月13日日本就发动淞沪战争，15日大举轰炸，工厂拆迁的工作便是在这炮火中进行的，其损失严重伤亡惨烈不言而喻。未迁出的工厂被日本毁坏或变卖。 二是缺乏具有前瞻性周密的规划。刚开始国民政府规定“迁移目的地为武昌”[12]，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继庸也曾回忆说当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13]。国民政府对局势的严峻性和抗战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既把希望寄托于英美的调停，又认不清日军的实力，认为武汉距离前线较远，故以为安全，错误地将武汉选择为战略后方。可是国民政府也没有为工厂迁入武汉作出妥善的安排，很多工厂因各种原因根本无法在武汉立足复工。当时有识之士提出“武汉并非乐土”，应该继续迁移，但“工厂迁移武汉系根据政府定案”[14]，无法改变。军委会第四部也曾拟定过“迁移各类工厂厂址分配表”，将“武汉区”“株洲区”“西安区”“四川区”暂时划分为工厂迁入的主要区域，但因“限于长江轮船运输之困难，所有各工厂不迁往四川区内”[15]。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很快南京失守，武汉局势日益紧张，后方转眼变成前线，工厂再次拆迁迫在眉睫，迁至武汉的工厂又继续拆迁转移。以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而又周密的规划，后方的迁移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工厂的二次搬迁，甚至三次搬迁，劳民伤财，“大批的物资损失，数量之大，实无法估量”[16]。 三是组织不力。内迁工作是国民政府在节节战败的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决定，既没有周密的规划，各方面的条件也并未准备充足，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组织机关。先是1937年8月成立迁移监督委员会，很快又成立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由于内迁工厂数量的激增，原有机关无法正常运转，国民政府只能在9月下旬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11月14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各派代表联合组成隶属于工矿委员会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内迁工作。1938年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初期国民政府对于内迁工作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负责工厂内迁的部门众多，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相互掣肘，“工厂内迁一时呈无政府状态”[17]，严重影响内迁的有效进行。监督委员会只负责提案内注明的一些工厂，对其他行业则无法决定，而是由各负责的部门决定，如教育部负责文化印刷业的搬迁，交通部负责造船业的搬迁，被服组负责呢绒厂的搬迁，军需署负责食品业的搬迁。但这些具体负责的部门并未履行职责，如教育部拖延至9月份才着手准备搬迁事宜，林继庸在报告中也曾批评过教育部的搬迁工作“既无主意又不肯负责”[18]。交通组对造船业迁厂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最后只迁出三北造船厂的一个机器制造部门。被服部对内迁工作更是毫无作为，最终导致上海呢绒厂无一家迁出。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有效组织内迁工作，各部门各行其是相互扯皮拖延，冒着炮火的工厂搬迁始终带着悲剧色彩。上海共迁出146家工厂，只占当时上海5000多家工厂的极少数，毁于战火的高达2375家，被日侵占203家。除了上海与武汉迁出三百余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许昌、太原等地各迁出了少数几家，青岛、河北、广州等地几乎连一家也未迁出。[19] 而对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实而有力的指导。 一是决策及时。二战初期，德国假装高举“德苏友好”的牌子，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却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苏联在西部和南部遭受巨大的损失，只能紧急动员进行疏散和搬迁。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搬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虽然初期未建立巩固的后方遭受损失，但后来的积极搬迁最终为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进行及时的判断，又善于吸取苏联工业在卫国战争初期未能及时搬家的教训，从国内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敌人的突然袭击进行积极的备战工作，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 二是科学规划。按照毛泽东关于“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的同时，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大力支援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搬迁工作会议，明确搬迁工作的原则。军工厂和配套厂首先搬迁，短缺产品工厂优先搬迁，基础工业骨干和配套厂尽可能搬迁。按照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国家计委对1965年和“三五”“四五”和“五五”期间的建设项目、规模和投资分别做了安排。有关产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规划，提出了三线地区建设项目布局的总体方案，逐步实施。 三是组织高效。三线建设实行“中央、西南与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分权管理的组织方式”[20]。国家经委负责审查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的搬迁计划。国防工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教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搬迁计划，分别由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文教办公室负责现行审查，送国家经委统一安排后，再报请中央审批。国家计委负责审定搬迁项目中的扩建计划和嵌入地点。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由有关各“口”分别负责，国家经委负责抓总。具体工作由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负责。[21]在中央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全面加强和领导三线建设工作，成立“小计委”对三线建设进行具体规划，并成立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大、小三线建设的具体实施工作。在三线地区分别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成立工作小组和指挥部，如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筹备小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西北航空工业建设领导小组等，负责具体实施项目建设。在地方，三线地区的有关省和自治区以及建设项目较多的市、地、县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样的组织方式将中央的集中领导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协作配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线建设作为当时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常讨论一些重大项目的规划与布局的问题，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等多次到重点工程视察并作重要指示。[22]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三线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效率“惊人”，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以上，当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占在建项目的近40%。 对于工厂搬迁这样庞大的工程，必然要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与各执行部门的共同协作，与国民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的景象相比，中共应用强大的动员能力有效组织了工厂的搬迁，科学规划、安排细致、分工明确，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初步建成了巩固的后方基地。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曾经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这样说道：“根据统一计划、统一步骤、分工负责、联合作战的原则……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不坐机关，不靠文件往来，大家都到现场，就地探究解决问题。这就解决了以往三足鼎立和各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3] （三）两次工业内迁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的发展，而三线建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格局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如前文所述，1937年时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而到了1942年时，仅重庆一市的工厂数就达到了781家，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24]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大大带动了后方的迅速发展，使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大有改观。在支持抗战方面，内迁工厂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除重武器依靠进口外，中国各战场使用的大量弹药达到了自给自足。1939年11月，周恩来参观合作五金厂的工人生产操作和制造的各种军工产品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25]。然而，工业内迁给西部带来的繁荣只能算“昙花一现”，在1942年之后，西部开发逐渐销声匿迹，新建工厂数量急剧下降，原有工厂也纷纷停工倒闭。抗战结束后，内迁工厂“完全停业者有之，急图改组者有之，多数均派人至京沪汉各大埠，积极筹备搬迁”[26]。到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的工业已全面崩遗。可见，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虽然曾一时掀起西部开发的浪潮，但其作用是有限的。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空前壮举，在中国腹地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有效遏制了战争的爆发，并为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发挥重要的军事保障作用。从1964到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近4倍。[27]在西部建成一大批基础设施，新建了川黔、贵昆、焦枝、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枝柳铁路、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总长8046公里，增长65%；[28]新建了22.78万公里的公路，增长近一倍；整治了川江等6条内河航道，建设一批港口码头，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2042万吨，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水陆空交通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部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三线建设还促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从过去的荒山野岭变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对西部的老工业城市如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促进了其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善了中国东西部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两次工业内迁的联系和启示 （一）两次工业内迁有着一定的联系。毛泽东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代伟人，非常重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经验和教训，他说：“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沙—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当时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四川有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也要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9]三线建设借鉴了抗战内迁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抗战内迁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上进行的，董必武曾肯定抗战内迁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30]，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重要启示。启示之一——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必须以对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和对国内具体情况的把握为基本依据。抗战内迁的沉痛历史教训是由于国民政府没有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仍然不切实际地幻想英美调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也缺乏深刻的认知，导致出现了重大失误，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有利，毛泽东和党中央利用这一契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对形势分析道：“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31]毛泽东和党中央时刻关注国家安全，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态势动态地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各种战争威胁。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2年苏联策动伊宁暴乱事件，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以武力方式逼中国就范。根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军事威胁，党中央把备战调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作出了三线建设的科学决策，有力遏制了战后美苏的霸权主义。当今世界，国际形势虽然有稳定的因素存在，但矛盾依然在不断加剧，美国特朗普集团秉持“美国优先”政策，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深刻认识形势把握规律，才能够科学制定出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启示之二——正确处理好战争与战备之间的关系。战备是作为战争的伴随物而产生的，只有加强战备，才能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能够有效遏制战争的发生，保证国家的永续安全。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战备，加强国防力量，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同时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还经历了蒋桂、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内耗频仍。由于国民政府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抗战做充分准备，只能在匆忙中进行工业内迁，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将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生存摆在最首要的位置是极其必要的。中共积极进行三线建设的大备战，为遏制侵略战争做了有效准备，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虽然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的时期，但国际上战火不断，人类的战争根源依然存在，这就决定我们要始终紧抓战备建设的工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时刻都不能放松战备，周恩来曾深刻指出：“战争总有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就不好；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么他不敢来，要么他来了我们就把他消灭。”[32] 启示之三——西部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进。抗战内迁曾一度推进了西部的发展，三线建设也是大大改变了西部的面貌，促使西部在短短数十年走完了原本需要几倍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这两次发展都不是在西部原有的基础上积累发展的结果，而是靠东部移植和输血建立起来的“嵌入型”经济，国家扶持力度越大，发展速度越快，一旦输血停止，西部只靠自己，发展便很快面临停滞。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天然不平衡的大国，单靠市场很难解决不平等发展问题，反而会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因此西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周密的推进，这是对西部渐进的累积发展方式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当然，政府的干预是以尊重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为前提的。 启示之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继续弘扬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和三线时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大批爱国的实业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为“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持“一切为了抗战”的信念，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工人、干部、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和民工组成几百万的建设大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33]，为三线建设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江泽民1993年提出了“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伟大号召。 历史研究要保持历史比较研究的意识，不能将研究局限于某个历史节点，要善于以史为鉴，在历史长河中去探讨和认识一些历史问题，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明成败之理的目的。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运动和三线建设运动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历时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企业种类之多、跋涉路途之远、辗转周折之艰险、搬迁复工之苦，历史影响之深，世所罕见。研究内迁历史，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比较，揭示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特殊性。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今天的西部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中少走弯路。 [1][2][19]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M].内部出版，1943：1.2.2.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0. [4][22][27][28][33]三线建设[M].内部出版，1991：1.24—26.30.41.29. [5]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76-198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83.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三）[J].民国档案，1987（4）. [7][24][26]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战时工业[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72—73.140.332.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1. [9][21][29]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56.125.119—120. [10]刘百川.国防工业建设之实施[M].上海：上海汗血书店，1937：119. [11][12][15][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92.68.68.112. [13]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60.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一）[J].民国档案，1987（2）. [16]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33—134. [17]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1937—1945）[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153. [20]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255. [23]程子华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33—335. [25][30]徐文斌.历史、考古文集（1950—1984）[M].重庆：重庆市博物馆，1984：486.486.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85.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31.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两次内迁运动既有共同特点，也有差异性，这就构成了这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行性。当前三线建设在学术研究中日益白热化，本文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纳入到三线建设比较研究的视野之中。一、两次工业内迁的基本情况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全国的工厂符合当时《工厂法》登记标准（即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工人达三十人以上)共有3935家，其中沿海地区（包括冀、鲁、苏、浙、闽、粤六省和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四市）有2998家，占全国工厂的76%，其中苏浙沪这三个省市就高达2336家，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之相较，西南地区（川康滇黔湘桂粤）近代工业不到300家，西北地区甚至几近为零。[1]中国的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状况判若云泥，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因素长期累积形成的，这种工业布局倘若遇到对外战争，是非常危险的。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避免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或资敌，更为了在抗战中充实补给，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工厂拆迁计划，成立了监督委员会。8月12日成立了上海联合迁移委员会，协助上海工厂迁移。上海迁出的民营厂共146家，机料1.46万余吨，技工2500余人。1938年6月随着战局进一步恶化，迁至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再次拆迁。至1940年，内迁基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机料7.09万余吨，内迁技工人数1.2万余人。[2]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发展的景象，为支撑正面战场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是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峙高峰期，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被认为是中国安全环境“最困难、最险恶”的时期。当时美国被认为是最大的战争威胁，1964年8月，美国蓄意制造“北部湾事件”，与中国的冲突愈加激烈，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郑重批示道“要打仗了”[3]。北面，曾经的亲密盟友苏联自苏共二十大以来与中国关系破裂，政治分歧逐渐升级到严重的军事对峙和边境冲突。南面，印度在边境无端制造挑衅，中印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东面，台湾蒋介石当局因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企图发动“国光计划”的反攻行动。正可谓四面楚歌、“山雨欲来风满楼”。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要准备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判断和国内的工厂都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畸形工业布局的现实状况，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同意印发的《一九六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明确提出要采取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是指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兼有军事和经济地理的双重性质。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三线地区的范围是甘肃省乌鞘岭以东、陕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先后掀起两次建设的高潮，累计投资2052亿元，参加建设的职工在高峰时期高达400多万人。[4]据统计，1964年至1971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5]有力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国家的国防实力。二、同异之间：两次内迁运动的性质、目的、组织、影响的比较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新中国三线建设究其性质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开展的经济建设运动，但其中也有差异性，抗战时期工业内迁是被迫内迁，是战火已经烧到屁股上被逼上马的，是特殊的战时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临时性。而三线建设是主动内迁，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战争形势预判之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预见性和全局性。（一）两次工业内迁都是迫于战争威胁，以保存工业实力为目的，而三线建设不仅局限于此，还着重解决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综观抗战时期的档案资料，总结国民政府组织工业内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为了避免厂矿毁于战火，削弱国家经济实力，“战区及其附近之工厂，为数甚多，既不能继续工作，从事生产，且兵燹之余，惨遭破毁，势难避免”；二是防止资敌，“亦不无资敌利用之虑”[6]；三是为了保障抗战补给，协助军需制造，增加后方生产能力，“我国仅依赖内地原有工厂生产之供给，实感不足之苦，影响抗战力量，实非浅鲜，自应将所有在战区内及其附近区域内各重要工厂之设备，尽量迁移内地，俾可继续生产，藉供战时需要”[7]。中国共产党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不仅仅应战备需要为鹄，还增加了调整工业布局和长远建设的双重考虑。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因此如果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可以诱敌深入歼灭，如果不发生战争，三线建设就是长远建设。《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指出：“从长远来说，把三线建设起来，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建设上的战略布局，就既可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又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8]周恩来对此有过比较全面和深刻的阐述：“我们现在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结合。当然，这两个东西如果发生矛盾，要先照顾备战，但是长期总不能取消，要相互结合。你不打，我东西生产一点，总是有用。另一方面，长期还要继续进行。”“搞小三线，要看长远规划，十五年要全国搞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9]因此三线建设不仅有国防安全的直接目标，也有调整工业布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是从全国整个战略布局综合考虑的。（二）两次工业内迁的组织者都是政府当局，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强的组织性和使命感。工厂搬迁是一项涉及广泛，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必须依赖于政府的科学规划、全面统筹和有效组织，来保证迁移的顺利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令人惋惜的是国民政府在搬迁过程中的表现是不尽人意的，其过程是被动、仓促和紧张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是反应迟缓。早在全面抗战之前，民间就有呼吁工厂内迁的声音，“战时人民生活资料、战地给养，不致感受缺乏，而固有的一点新式工业，不致完全破坏”[10]。大鑫钢铁厂余名钰也曾计划将部分的设备迁到南京浦口之间，以防“沪厂被毁，尚留有京厂可资生产”，但未预料战争的到来如此迅速，七七事变爆发后，余于7月14日致函国民政府：“呈请政府协助内迁”[11]。随即中华国货联合会代表300余家工厂和10余万员工要求国民政府组织工厂搬迁。在社会各方的呼吁下，国民政府军委会终于1937年7月22日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开始研究内迁事宜，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正式作出内迁民营工厂的决议。具体搬迁事宜的部署工作尚未展开，8月13日日本就发动淞沪战争，15日大举轰炸，工厂拆迁的工作便是在这炮火中进行的，其损失严重伤亡惨烈不言而喻。未迁出的工厂被日本毁坏或变卖。二是缺乏具有前瞻性周密的规划。刚开始国民政府规定“迁移目的地为武昌”[12]，时任国民党行政院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林继庸也曾回忆说当时“尚以为武汉还是比较安全的”[13]。国民政府对局势的严峻性和抗战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既把希望寄托于英美的调停，又认不清日军的实力，认为武汉距离前线较远，故以为安全，错误地将武汉选择为战略后方。可是国民政府也没有为工厂迁入武汉作出妥善的安排，很多工厂因各种原因根本无法在武汉立足复工。当时有识之士提出“武汉并非乐土”，应该继续迁移，但“工厂迁移武汉系根据政府定案”[14]，无法改变。军委会第四部也曾拟定过“迁移各类工厂厂址分配表”，将“武汉区”“株洲区”“西安区”“四川区”暂时划分为工厂迁入的主要区域，但因“限于长江轮船运输之困难，所有各工厂不迁往四川区内”[15]。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很快南京失守，武汉局势日益紧张，后方转眼变成前线，工厂再次拆迁迫在眉睫，迁至武汉的工厂又继续拆迁转移。以上可以看到，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而又周密的规划，后方的迁移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造成了很多工厂的二次搬迁，甚至三次搬迁，劳民伤财，“大批的物资损失，数量之大，实无法估量”[16]。三是组织不力。内迁工作是国民政府在节节战败的紧急情况下临时作出的决定，既没有周密的规划，各方面的条件也并未准备充足，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国民政府不得不频繁更换组织机关。先是1937年8月成立迁移监督委员会，很快又成立中央迁厂建设委员会。由于内迁工厂数量的激增，原有机关无法正常运转，国民政府只能在9月下旬又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11月14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第三部及第四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等机关各派代表联合组成隶属于工矿委员会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开始全面负责内迁工作。1938年1月，工矿调整委员会改隶经济部。初期国民政府对于内迁工作没有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负责工厂内迁的部门众多，各部门职责不明确，相互掣肘，“工厂内迁一时呈无政府状态”[17]，严重影响内迁的有效进行。监督委员会只负责提案内注明的一些工厂，对其他行业则无法决定，而是由各负责的部门决定，如教育部负责文化印刷业的搬迁，交通部负责造船业的搬迁，被服组负责呢绒厂的搬迁，军需署负责食品业的搬迁。但这些具体负责的部门并未履行职责，如教育部拖延至9月份才着手准备搬迁事宜，林继庸在报告中也曾批评过教育部的搬迁工作“既无主意又不肯负责”[18]。交通组对造船业迁厂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最后只迁出三北造船厂的一个机器制造部门。被服部对内迁工作更是毫无作为，最终导致上海呢绒厂无一家迁出。由于国民政府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有效组织内迁工作，各部门各行其是相互扯皮拖延，冒着炮火的工厂搬迁始终带着悲剧色彩。上海共迁出146家工厂，只占当时上海5000多家工厂的极少数，毁于战火的高达2375家，被日侵占203家。除了上海与武汉迁出三百余家工厂外，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济南、郑州、许昌、太原等地各迁出了少数几家，青岛、河北、广州等地几乎连一家也未迁出。[19]而对于三线建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实而有力的指导。一是决策及时。二战初期，德国假装高举“德苏友好”的牌子，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却不宣而战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的突袭，苏联在西部和南部遭受巨大的损失，只能紧急动员进行疏散和搬迁。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搬迁了1523个工业企业，虽然初期未建立巩固的后方遭受损失，但后来的积极搬迁最终为战争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进行及时的判断，又善于吸取苏联工业在卫国战争初期未能及时搬家的教训，从国内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敌人的突然袭击进行积极的备战工作，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二是科学规划。按照毛泽东关于“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的指示，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在规划安排三线建设的同时，有计划地从一线地区搬迁一部分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到三线地区，动员和组织一线地区大力支援三线建设。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搬迁工作会议，明确搬迁工作的原则。军工厂和配套厂首先搬迁，短缺产品工厂优先搬迁，基础工业骨干和配套厂尽可能搬迁。按照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国家计委对1965年和“三五”“四五”和“五五”期间的建设项目、规模和投资分别做了安排。有关产业部门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规划，提出了三线地区建设项目布局的总体方案，逐步实施。三是组织高效。三线建设实行“中央、西南与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建设项目现场指挥部三级分权管理的组织方式”[20]。国家经委负责审查工业交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的搬迁计划。国防工业系统的企业和设计单位、教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搬迁计划，分别由国防工办、国家科委、文教办公室负责现行审查，送国家经委统一安排后，再报请中央审批。国家计委负责审定搬迁项目中的扩建计划和嵌入地点。搬迁计划的组织执行，由有关各“口”分别负责，国家经委负责抓总。具体工作由国家经委、计委、科委、国防工办、文教办公室负责。[21]在中央成立三线建设委员会，全面加强和领导三线建设工作，成立“小计委”对三线建设进行具体规划，并成立全国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大、小三线建设的具体实施工作。在三线地区分别成立了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成立工作小组和指挥部，如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筹备小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西北航空工业建设领导小组等，负责具体实施项目建设。在地方，三线地区的有关省和自治区以及建设项目较多的市、地、县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这样的组织方式将中央的集中领导与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协作配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线建设作为当时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经常讨论一些重大项目的规划与布局的问题，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等多次到重点工程视察并作重要指示。[22]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三线建设在执行的过程中效率“惊人”，仅1965年就完成全部搬迁计划的40%以上，当年建成和部分建成的项目占在建项目的近40%。对于工厂搬迁这样庞大的工程，必然要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与各执行部门的共同协作，与国民政府各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的景象相比，中共应用强大的动员能力有效组织了工厂的搬迁，科学规划、安排细致、分工明确，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初步建成了巩固的后方基地。时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程子华曾经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例这样说道：“根据统一计划、统一步骤、分工负责、联合作战的原则……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是不坐机关，不靠文件往来，大家都到现场，就地探究解决问题。这就解决了以往三足鼎立和各部门互相推诿、扯皮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23]（三）两次工业内迁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的发展，而三线建设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格局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如前文所述，1937年时中国的大后方(含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仅有工厂237家，而到了1942年时，仅重庆一市的工厂数就达到了781家，渝、川、康、湖、桂、滇、黔等西南地区和西北的陕甘地区的工厂数占全国90%以上，尤其渝、川、湖最为密集。[24]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大大带动了后方的迅速发展，使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大有改观。在支持抗战方面，内迁工厂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除重武器依靠进口外，中国各战场使用的大量弹药达到了自给自足。1939年11月，周恩来参观合作五金厂的工人生产操作和制造的各种军工产品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25]。然而，工业内迁给西部带来的繁荣只能算“昙花一现”，在1942年之后，西部开发逐渐销声匿迹，新建工厂数量急剧下降，原有工厂也纷纷停工倒闭。抗战结束后，内迁工厂“完全停业者有之，急图改组者有之，多数均派人至京沪汉各大埠，积极筹备搬迁”[26]。到解放前夕，西南地区的工业已全面崩遗。可见，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虽然曾一时掀起西部开发的浪潮，但其作用是有限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空前壮举，在中国腹地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有效遏制了战争的爆发，并为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发挥重要的军事保障作用。从1964到198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近4倍。[27]在西部建成一大批基础设施，新建了川黔、贵昆、焦枝、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枝柳铁路、青藏铁路的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总长8046公里，增长65%；[28]新建了22.78万公里的公路，增长近一倍；整治了川江等6条内河航道，建设一批港口码头，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2042万吨，形成了通往全国各地的水陆空交通网，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部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三线建设还促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从过去的荒山野岭变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对西部的老工业城市如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促进了其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显著改善了中国东西部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对中国的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两次工业内迁的联系和启示（一）两次工业内迁有着一定的联系。毛泽东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一代伟人，非常重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工业内迁的经验和教训，他说：“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沙—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当时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四川有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也要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9]三线建设借鉴了抗战内迁的重要经验，也是在抗战内迁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上进行的，董必武曾肯定抗战内迁是“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30]，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重要启示。启示之一——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必须以对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和对国内具体情况的把握为基本依据。抗战内迁的沉痛历史教训是由于国民政府没有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仍然不切实际地幻想英美调停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也缺乏深刻的认知，导致出现了重大失误，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较为有利，毛泽东和党中央利用这一契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对形势分析道：“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31]毛泽东和党中央时刻关注国家安全，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环境态势动态地调整国家战略。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走向对抗，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各种战争威胁。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62年苏联策动伊宁暴乱事件，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苏联新领导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以武力方式逼中国就范。根据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和军事威胁，党中央把备战调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作出了三线建设的科学决策，有力遏制了战后美苏的霸权主义。当今世界，国际形势虽然有稳定的因素存在，但矛盾依然在不断加剧，美国特朗普集团秉持“美国优先”政策，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国家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深刻认识形势把握规律，才能够科学制定出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启示之二——正确处理好战争与战备之间的关系。战备是作为战争的伴随物而产生的，只有加强战备，才能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能够有效遏制战争的发生，保证国家的永续安全。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战备，加强国防力量，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同时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还经历了蒋桂、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内耗频仍。由于国民政府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抗战做充分准备，只能在匆忙中进行工业内迁，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将保持国家的独立和生存摆在最首要的位置是极其必要的。中共积极进行三线建设的大备战，为遏制侵略战争做了有效准备，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虽然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的时期，但国际上战火不断，人类的战争根源依然存在，这就决定我们要始终紧抓战备建设的工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时刻都不能放松战备，周恩来曾深刻指出：“战争总有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就不好；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么他不敢来，要么他来了我们就把他消灭。”[32]启示之三——西部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进。抗战内迁曾一度推进了西部的发展，三线建设也是大大改变了西部的面貌，促使西部在短短数十年走完了原本需要几倍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这两次发展都不是在西部原有的基础上积累发展的结果，而是靠东部移植和输血建立起来的“嵌入型”经济，国家扶持力度越大，发展速度越快，一旦输血停止，西部只靠自己，发展便很快面临停滞。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天然不平衡的大国，单靠市场很难解决不平等发展问题，反而会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因此西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周密的推进，这是对西部渐进的累积发展方式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当然，政府的干预是以尊重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为前提的。启示之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继续弘扬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和三线时期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大批爱国的实业家、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为“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舍小家顾大家，始终坚持“一切为了抗战”的信念，体现了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在三线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工人、干部、科技工作者、解放军官兵和民工组成几百万的建设大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33]，为三线建设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江泽民1993年提出了“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的伟大号召。历史研究要保持历史比较研究的意识，不能将研究局限于某个历史节点，要善于以史为鉴，在历史长河中去探讨和认识一些历史问题，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明成败之理的目的。抗战时期工业内迁运动和三线建设运动是中国工业发展史中的重要历史事件，其历时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动员力量之大、企业种类之多、跋涉路途之远、辗转周折之艰险、搬迁复工之苦，历史影响之深，世所罕见。研究内迁历史，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比较，揭示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和特殊性。从中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在今天的西部开发和现代化建设中少走弯路。参考文献[1][2][19]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后方工业概况统计[M].内部出版，1943：1.2.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20.[4][22][27][28][33]三线建设[M].内部出版，1991：1.24—26.30.41.29.[5]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76-198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8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三）[J].民国档案，1987（4）.[7][24][26]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战时工业[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72—73.140.33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61.[9][21][29]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56.125.119—120.[10]刘百川.国防工业建设之实施[M].上海：上海汗血书店，1937：119.[11][12][15][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厂企内迁档案选辑：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92.68.68.112.[13]林继庸先生访问记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60.[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史料选辑（一）[J].民国档案，1987（2）.[16]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二辑[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133—134.[17]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1937—1945）[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153.[20]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255.[23]程子华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33—335.[25][30]徐文斌.历史、考古文集（1950—1984）[M].重庆：重庆市博物馆，1984：486.486.[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85.[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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